谢觉哉儿子谢亚旭向《环球人物》杂志讲述

　　父亲的苏区反贪故事

　　《环球人物》杂志记者 刘畅

　　谈起谢觉哉，很多人恐怕已经记不清他的相貌，甚至不知道他曾经做过哪些事；稍微熟悉点历史的人，知道他是“延安五老”之一，曾经在毛主席身边工作。而在中国司法界，很多专家学者至今还在阅读谢老的著作，研究他的法律思想。

　　谢觉哉是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杰出的社会活动家，优秀的共产党员，人民司法制度的奠基者之一。他在中央苏区担任中央工农政府秘书长、内务部长时，就起草过《劳动法》、《土地法》和《婚姻法》等。新中国成立后，他历任中央人民政府内务部长、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全国政协副主席等职，并在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候补中央委员。

　　“现在很多人都搞不清楚，当年的‘延安五老’（徐特立、林伯渠、谢觉哉、吴玉章、董必武）到底做过哪些事？只知道他们是毛主席非常尊重的人，党内称其为‘老’。”谢觉哉的小儿子谢亚旭日前在接受本刊记者专访时说：“我们一直在收集各种史料，希望大家能更了解‘延安五老’。”

　　从清末秀才到苏区反腐先锋

　　谢觉哉是清末秀才，古文功底深厚。1884年4月，他生于湖南省宁乡县的一个山区农村。他从小勤奋好学，21岁考中秀才，当时轰动乡里。但他无心科举。青年时代，谢觉哉锲而不舍地寻求振兴中华的道路。十月革命和五四运动爆发后，他四处奔走，发动学生和工农群众追求革命真理。

　　1921年，经何叔衡、毛泽东介绍，谢觉哉加入新民学会。1925年，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写信告诉家里人说：“我国在这十年内若不振兴，必至亡国，说不定至于灭种，万不能在这要生不生要死不死的路上停滞。革命前途未可知，我已以身许党。”他曾受周恩来同志委派，在上海主编党中央机关刊物《红旗》。1931年秋，他到湘鄂西革命根据地工作。1933年，谢觉哉转赴中央苏区。

　　“在瑞金，毛泽东、徐特立、何叔衡还有我父亲，四个人住在一个大四合院里。当时有人开玩笑说，‘四个湖南佬住在一起，肯定要搞大事情。’”谢亚旭说，他曾在父亲的日记中看到，父亲当时给毛泽东当秘书，最大的体会就是毛主席工作时的细致入微。“比如起草一个会议通知，毛主席提出，通知要写得细，细到喝水的茶缸、碗、筷等物品是否需要自带，都要写清楚。”

　　谢觉哉进入中央苏区后，开展的一项重要工作是反“贪腐”。他经常谈到旧中国是个“官国”，到处是贪官，使旧中国长期愚昧落后，任人宰割。他认为，共产党的干部是人民的公仆，不是官，必须自觉地清除旧社会留下的“官风”。

　　1933年11月，谢觉哉来到瑞金县检查政府工作。他发现县苏维埃主席杨世珠，只谈工作成绩，不谈问题，还一口一口叫着“老首长”、“德高望重的老领导”。中午，瑞金县苏维埃财政部长蓝文勋大摆酒席，“为中央领导接风”。谢觉哉当场发怒了。他说：“毛主席每天的生活标准也只有3钱盐、2钱油、8两米，他办公到深夜，都是以南瓜充饥。在苏区，谁也不准搞特殊，更不允许用公款吃喝。”谢老派工作组突击查账，发现会计科科长唐达仁侵吞各基层单位上缴的款项2000余元，又顺藤摸瓜，查出集体贪污4000余元的大案。

　　回到苏区中央机关后，谢觉哉向毛泽东建议：“必须立法建规，昭示天下，以便广大群众监督。”几天后，谢老便按照毛泽东的指示，与项英、何叔衡等人讨论研究，起草了中央执行委员会《关于惩治贪污浪费行为的训令》，规定，凡贪污公款500元以上者，处以死刑，其他的贪污腐化行为也都要受到严厉惩处。这一文件是我党惩治腐败的第一项法制条文。毛泽东称赞说：“你谢胡子敢于开刀，我毛泽东决不手软！”1933年12月28日，毛泽东主持会议，决定给予杨世珠警告处分，蓝文勋撤职查办，会计科长唐达仁交法庭处以极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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