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秀君讲述外公张闻天的寂寞晚年
《环球人物》杂志记者 刘畅

逆境中不变的信仰
张闻天当时的住处,背靠着一座小山冈,几间简陋的平房,离肇庆集镇还有两里的路程。“没有熟人,没有电话,上街买菜、煮饭成了外婆的主要差事,外公则负责打扫院子。他们的生活很拮据,且孤独闭塞,但是在晚辈面前只字不提,我也是从侧面了解到一些情况。”张秀君说,一次外公突发心脏病,外婆只有借来平板车,请人帮忙推到医院。“住处到医院很远,而且又要上下坡,外婆那样一个瘦小的老人,跟着平板车一路小跑,帮着推车,那时她已是一位70岁的老人了。”
张秀君被外公外婆在困境中的相濡以沫所感动。“南方气候湿热,庭院里长满了青苔,苔湿路滑,外婆即便出去买菜,心里也不踏实,担心高度近视的外公万一滑倒怎么办;而外公也尽力帮助外婆分担家务。肇庆没有煤,做饭要用柴草,外公生火,常常被烟熏得泪流满面,咳嗽不止。”即便在这样恶劣的条件下,张闻天依旧没有放弃共产主义信仰,他写了数十万字的笔记和文章,“那时候外公的矫正视力只有0.2,他每天写作,也没有说写给谁看,外婆依旧很支持他,不停地在一旁帮他抄写。我去了两周,也抄了两周。”有一次,张闻天突然问张秀君,“你能看懂吗?如果能看懂,那多好啊,我的思想可以用你们的名义发表。”看着外公拄着拐杖,一边捶背,一边吞服硝酸甘油药片,张秀君心里说不出的难受。
如今回忆这段往事,张秀君说,她做了一件让自己后悔一辈子的事情。“就在外公处境最难的时候,我与他谈起了信仰问题。当时我真的有点迷茫。我甚至跟外公诉苦,说我在学校的处境,还有表弟为此不能参军了……我真不应该说。”
张闻天告诉外孙女,他坚信共产主义事业能够胜利。“我听了心里很有感触,外公说话时语气平缓,不快不慢。从庐山会议到‘文革’,他受了这么多迫害,但他的信仰还是那么坚定。还有外婆,在那样的情况下,依旧给我讲长征的故事,她说长征时牺牲了多少战友,什么困难没有经历过。我现在想想,他们这两个共产党员真了不起,刘英外婆一直说,向前看,向前看。”
要子女做个普通人
1975年,张闻天的身体状况越来越不好,经中央批准,一家人来到江苏无锡养病。张秀君曾4次前往无锡,看望外公。“我记得1976年前后,外公身体已经很不好了,连厚书都拿不动,他还要把厚书拆成小薄本,坚持学习。我两次建议外公写自传,他都坦然回答:‘一个人的是非忠奸,历史是最公正的’。”
张闻天到无锡后,仍然化名张普,蹒跚着出去考察民情。菜场是他考察的一个重点,里面的老百姓哪里会想到,这位经常见面的老人,曾是我党的重要领导人之一。
1976年7月1日,张闻天因冠心病猝死。在无锡病重时,张闻天就给自己安排了后事。“外公告诉外婆,他解冻的存款和补发的工资一共4万元,‘一定要做我最后一次党费’。外婆答应了,他还是不放心,于是外婆写了一张纸条,约定两个人去世后,把全部存款交党费。”
1979年8月25日,中共中央在人民大会堂召开张闻天追悼会,由陈云主持,邓小平致悼词。邓小平在会上郑重宣布,为张闻天平反和恢复名誉,号召学习他服从真理的品质,不计较个人得失的坚强党性。历史终于给张闻天正了名。
张闻天共有一儿三女,大女儿张维英已年近90,生活在上海,是位没有退休金的寻常百姓。张秀君说,“母亲晚年生活幸福,她非常知足。”二女儿张引娣,1953年曾在外交部当打字员。1955年,中央号召各直属机关精简机构,张闻天让女儿带头离开外交部机关,回到上海,在自行车厂做普通职员。张闻天和刘英的独生子张虹生,在父亲的鼓励下,去了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种过田、赶过大车、放过牛。父亲去世时,儿子都没有见到父亲最后一面。张闻天平反后,张虹生被安排在南京大学图书馆工作,一直干到1997年退休。张闻天和刘英1961年还领养了一个孤儿,现在北京生活。
张闻天生前曾这样写道:“生命如流水,只有在它的急流与奔向前去的时候,才美丽,才有意义。”采访结束时,张秀君感慨:“我们家的孩子都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靠自己健康发展,不喜张扬,爱读书。要说外公给我们全家人留下了什么,那就是要我们做一个对社会有用的普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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