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看着我心酸流泪

　　在凌孜的记忆中，父亲在教育上很“民主”，身教胜于言教。“父亲70多岁还在学习英文，以求看懂英文原文的报纸评论、信息。他经常请教身边的陈秘书，把自己不认识的单词都注上中文意思。还时不时组织身边的工作人员一起学习，闹出了许多诸如广东英语、四川英语之类的笑话。”凌孜说，父亲很少赞扬和批评身边的子女，不论好坏，他都喜欢用一句口头禅“狗屎”。“这句话在父亲这里绝对不是贬义。我问他你看我的文章写得怎样？即便他心里满意，嘴上也只是敷衍一句‘狗屎’。得了‘三好生’，他也是说‘狗屎’。父亲操着客家话，说得抑扬顿挫，很有意蕴。”

　　叶帅喜欢爬山、钓鱼、下棋、打球、研究气功，喜欢和小孩子们一起玩闹，在女儿眼中是个大“孩子王”。与战场上的叱咤风云不同，在家中他是一位慈祥、幽默的父亲。他知识渊博，酷爱读书，喜欢音乐、戏曲，自己会拉二胡、打洋琴，喜欢昆曲和苏州评弹。他不像一般父亲那样独断专行，即使是不喜欢子女的选择，也从来没有直接表示过任何反对。

　　1966年“文革”开始后，正在中央戏剧学院念书的凌孜，当上了红卫兵头头。然而不久，风向突变，1967年，凌孜成为阶下囚。接着，叶家长子叶选平、次子叶选宁、长女叶楚梅、长婿邹家华，连同一个带孩子的阿姨，都被关入功德林监狱。

　　“说起抓我哥哥姐姐的事，到现在我都觉得内疚，要不是我在‘文革’中太过折腾，江青也不会那么盯着我。江青的目的很清楚，我微不足道，我的兄弟姐妹也微不足道，只要能把叶剑英弄下去就行。”

　　凌孜被关押在9平方米的单人牢房里，与外界隔绝，“在牢里，凌孜钻研起了中医，试验针灸。我趁提审时，在桌子上捡了根大头针，又从扫帚上截下一小段小铁丝，在水泥地上磨了磨，往自己大腿的穴位里扎。后来，狱医给犯人看病，无意间遗落下两根针。我从此用这两根正牌武器练习针灸，为出狱后当医生打了基础。”

　　凌孜在狱中一待就是4年，她说：“刚开始的时候觉得没什么，后来，甚至想干脆死了算了……关了快两年了，看样子也出不去了，活着没意思。”

　　1970年年底，在周恩来的帮助下，29岁的凌孜重获自由。“因为被关在单人牢房，出来以后我就不会说话了。还特别害怕听到声音，一听大马路上嘈杂的声音就刺激得受不了。”

　　一向喜怒不形于色的叶剑英，看着原本活泼开朗的女儿被折磨成这样，默默地流下眼泪。“父亲心里很难过，他觉得这个女儿关在里面给弄得傻掉了。”

　　1972年，身体恢复正常的凌孜，进入北京医学院，毕业后分在解放军301医院工作，做了7年的医生。但凌孜一直割舍不下自己的导演梦，1980年，她调入中国新闻社电影部拍摄纪录片，后又转到北京电影制片厂编导室工作。

　　1981年，凌孜把曹禺著名的话剧《原野》搬上了银幕，并引起轩然大波。《原野》在当年的威尼斯电影节中，成为在那里参展的第一部中国电影。然而在国内，这部片子却一度遭到禁映。“要知道在当时的政治环境里，拍摄这样一部曾受批评的作品，要冒很大的风险。”直到1988年，电影《原野》才终获中国电影百花奖。“只可惜那时，父亲已经没有机会看到女儿成功的笑脸……”凌孜感到惋惜。

　　兄弟姐妹其乐融融

　　叶家这个在外人看起来似乎有些复杂的大家庭，对于叶家成员来说，却觉得关系非常简单。“叶家后人现在有50多口，每年在广州都会有一次家族大聚会，其乐融融。”谈起这一点，凌孜微笑着说：“父亲在世时，我们各忙各的，不怎么聚；父亲离开之后，我们反倒要聚在一起。”

　　叶剑英的子女中，涌现出很多优秀的人才，他们的身上，都或多或少表现出其父的“儒家气质”。

　　长子叶选平，1924年出生于广州，先后在延安自然科学院、清华大学学习机械专业，并到苏联留学。曾任全国政协副主席，现为国际儒联学会会长。凌孜说：“大哥稳重周到，对每个人都很好，和父亲的性格极像。”女儿叶楚梅，1928年出生于香港，曾到苏联留学，曾任机械工业部机床局副局长。她的丈夫邹家华，曾任国务院副总理。次子叶选宁，1938年生于香港。曾任解放军总政联络部部长，少将。

　　凌孜说：“虽然我们现在所处的时代不同，但子女与父亲在性格上类似，父亲想要为国家做些事情的责任感，在我们兄弟姐妹的身上同样能看到。”凌孜说她第二天要去新华网作视频访谈，内容是“要把民族精神基因传下去”。“中华民族危机的时候，并不是日本打我们的时候，因为人民的长城是打不垮的。但是今天，如果丧失了自己民族文化传承的基因，我们就会被别的国家和民族瓦解。重拾我们民族共同的精神家园，我们都不使劲还能指望谁呢？既然如此，我们大家就一起努力，让我们的文明古国、礼仪之邦再现她的光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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