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先念：家事 家教 家风

　　《环球人物》杂志特约记者 肖伟俐

　　2009年6月23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胡锦涛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纪念李先念同志诞辰100周年座谈会上强调：今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６０周年。回首过去，展望未来，我们更加缅怀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任弼时和邓小平、陈云、叶剑英、李先念同志等老一辈革命家为新中国诞生和发展建立的丰功伟绩。

　　在这个特殊的日子，一向低调的李先念儿女开始走进公众视线，通过各种纪念活动缅怀他们的父亲。李先念共有四个子女，三女一男，长女李劲是和前妻尚小平所生。1949年，李先念和林佳楣结婚后，育有三个孩子，分别是二女儿李紫阳、儿子李平和小女儿李小林。四兄妹全是共产党员。

　　笔者有幸走访了李先念的三个孩子，听他们讲述父亲在他们心中留下的人生印记。

　　李紫阳：

　　父亲耿耿于怀的两件事

　　在解放军305医院狭小的办公室里，记者见到了李紫阳。李紫阳现任中国女医师协会副会长。李大姐热情、爽朗，长相酷似父亲。她为我们讲述了许多关于李先念鲜为人知的经历。

　　1909年6月23日，农历端午节，李先念出生在湖北省大别山区黄安（今红安）一个贫苦农民家里。他是家里最小的儿子，由于母亲没有奶水，李先念是和自己的外甥一起吃大姐的奶水活下来的。

　　李紫阳说：“由于贫穷，李家一年大约只有三个月有点粮食吃，其余月份就要以挖野菜来糊口。就是在这样艰苦的日子里，很有见识的祖父李成元硬是要全家人勒紧裤带，供父亲读了两年私塾。”在私塾里，李先念读书很刻苦，算盘也打得最快。1921年辍学后，年仅12岁的李先念开始拜师学木匠。3年后，他独自一人来到汉口当学徒。

　　“汉口的球场街有一家棺材铺，父亲就是在那里做活，接触到了生活在社会底层的劳动人民，深切体会到了他们的疾苦。”李紫阳说。

　　1926年10月，国民革命军攻入武昌城。17岁的李先念再也呆不住了，决定重返老家闹革命。在家乡，李先念读到了《湘江评论》、《共产党宣言》等进步书刊，开始明白更多的革命道理。由于识文断字，又有阶级觉悟，李先念很快就担任了高桥区委农协执委和工会主席。1927年秋，李先念领导贫苦农民举行黄麻起义，一举夺下了黄安、麻城两座县城，成立了鄂东农民军。这一年，李先念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开始了他波澜壮阔的革命生涯。

　　留了60年的两块银元

　　李紫阳说，战争年代，父亲身经百战，出生入死，但直到晚年，他还有两件事耿耿于怀：

　　1932年6月，蒋介石集中30万大军进攻鄂豫皖苏区。由于张国焘的路线错误，红四方面军被迫进行战略转移。一天，已是师政委的李先念正在河口与敌人激战，他的母亲突然出现在战场上。听说儿子要转移，小脚母亲跑了几十里路，一定要看看小儿子。“父亲年轻气盛，担心祖母的安全，他说‘子弹不长眼，您怎么跑到战场上来了？’便匆匆话别。可是万万没想到，就此一别，父亲此生再也没有见到自己的母亲。”

　　那场战斗结束后，李先念发现自己的大衣口袋里有两块银元，是母亲偷偷留下的。在当年，一块银元便可以买一担米，约一百六十斤。这两块银元，可能是母亲的全部积蓄，她跑了几十里山路，就是为了送给即将远征的儿子。后来，李先念一直将两块银元带在身边。李紫阳说：“整整60年后，父亲在北京医院的病床上，最想念的还是祖母。他经常会念叨，‘我晚上做梦，又梦见妈妈了……’”

　　另一件让李先念始终不能忘怀的，是他在红四方面军和西路军的战斗经历。1936年11月11日，以陈昌浩为主席、徐向前为副主席的西路军军政委员会成立，李先念为军政委员。他们按照中央指示开辟河西走廊。1937年春，李先念在倪家营子进行保卫战，50多天部队损失惨重，红30军打得只剩3000多人。随后，西路军在石窝山总部最后一次开会，决定将现有兵力分成三个支队，徐向前、陈昌浩回陕北汇报，李先念指挥全军，由他率左支队，王树声率右支队，打游击。

　　石窝山分兵后，李先念带着一部分部队杀出一条血路，上了祈连山。翻越祈连山时，整整43天，冰天雪地，没吃没喝。李先念自己不骑马，把马给小战士驮枪。4月底，李先念终于在新疆星星峡与陈云、滕代远的部队会合。当时，站在李先念身后的西路军将士只有600余人。据记载：西路军在开辟河西走廊时，一万多人战死，九千多人被俘，五千多人被杀，四千多人流落民间，六百人到了新疆，几百人回到延安。在相当长的时期内，西路军的失败被视为没有克服张国焘错误路线的结果。

　　李紫阳说：“西路军对父亲来说是难忘的，他临终前说：‘我最后再要求国家为我花一笔钱，把我的骨灰分三处洒到大别山、大巴山和祈连山，不这样，我对不起那些牺牲的战友……’”

　　李先念去世后，遗体火化时，竟然发现了一片隐藏在他身体内达60多年的弹片。李先念的夫人林佳楣把他所有的遗物都交给了国家和纪念馆，只有这个见证了丈夫戎马生涯的弹片，她舍不得捐出去。这一遗物，也成了父亲留给子女最珍贵的精神财富。

　　不允许子女经商

　　在孩子们眼里，李先念是一个严肃而宽容的父亲。

　　李紫阳略带遗憾地说：“小时候，我们和爸爸呆在一起的时间并不多，我们都是解放后出生的，都很小。‘文革’时，我才上初三，妹妹才小学毕业。那时父亲主管经济工作，他每天早晨五六点就到办公室上班了。我们起床见不到他，晚上放学他也很少在家，有时候我们都休息了，父亲还没回家。”

　　尽管没有时间和孩子们在一起，但李先念对孩子们的教育非常严格，他甚至规定了许多不准，比如不准孩子穿背心、拖鞋上桌吃饭等等。

　　李劲是家中长女，一直在外地工作。不论是在什么地方，她都“隐姓埋名”，从不向任何人谈及自己的家庭背景，独立地生活。李先念心里非常挂念这个女儿，李劲每到一个新的工作单位，他都要让秘书悄悄地去调查。每次秘书回来都告诉他，李劲很低调，没有人知道她是李先念的女儿。听到此，李先念总是沉默良久，说：“这个女儿有志气啊！”李紫阳对姐姐也很佩服，她说：“姐姐一直跟随姐夫在深圳创业，姐姐在广州军区总医院工作，他们很低调，谁都不知道她跟我们有关系。”

　　1954年，李先念担任国务院副总理兼财政部长。从此他主管国家经济工作长达26年，人们称他为“大管家”。但管了一辈子钱的李先念对自己的孩子却有着明确的交代——不允许经商赚钱。

　　李紫阳感慨地说：“有人说，你父亲管着经济，你干什么都可以，做几笔生意就能发财了。可爸爸从来不让我们经商下海。他一再讲，现在的生活已经很好了，要珍惜。我觉得这对我们也是一个教育，所以我们到现在都没有一个经商下海的。”

　　李先念自己的生活也非常简朴，他办公室里的家具都是老旧的，有的还是他从湖北带到北京的。上世纪80年代中期，李家的人口增加，开支也增大，林佳楣感到经济有点紧张，光靠她和李先念的工资明显不够。于是，她要求三个子女每月各交150元的生活费贴补家用，这让很多人感到不可思议。晚年，李先念长期在北京医院住院，孩子们为了给他增加营养，经常到人民大会堂的餐厅去打一份25元钱的汤。李先念知道后，一再叮嘱说，“别去打汤了，太贵”。

　　李紫阳坦言，“文革”前她对父亲很不了解，但是父亲去世后，她更多地了解了父亲。她说：“父亲做了很多工作，却从不拉自己的小圈子，始终很低调，这一点非常可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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