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作是要拼命的，拼体力、拼智力

　　环球人物杂志：性格决定命运。是怎样的性格才成就了今天的你？

　　王树增：内心的固执和坚持才使我走到今天。

　　环球人物杂志：这种固执和坚持也表现在你的写作中吧？

　　王树增：我总劝人不要像我一样从事写作。这是痛苦的事，哪有清风明月、红袖添香的浪漫。那是要拼命的，拼体力、拼智力，把你消耗得差不多了，才能出一本书。以写作为终身职业的人，注定是受苦人。刚开始写《朝鲜战争》，出版社认为一年时间就差不多了，但是我却不愿随随便便剪贴出一本书来，而是到处跑，搜集档案，查找资料。写《解放战争》也是这样。比如写董存瑞，在书里也就几百字，查史料做采访就用了一个多月。

　　我总想回答一个疑问，我们这个民族之所以发展到今天，是什么力量支撑的？它怎么能这么有生命力地走到今天？我所有的时间都在寻找和回答这个问题，心无旁骛，也没有别的什么追求。这就是我这么多年，连武警文工团团长都不当了，专心致志、写得不能自拔的一个缘由。

　　环球人物杂志：除了写作，你还有其他的兴趣爱好吗？

　　王树增：也许是职业的原因，在任何地方，最令我关注的就是与战争有关的一切。我并没有写抗日战争，但在江苏开会期间我去了如皋，因为很想看看抗战时粟裕打仗的战场是什么样子。不过我也有自己的“小爱好”，比如看动画片，还喜欢看烹饪书。

　　我其实就写了四个字：民族风骨

　　环球人物杂志：朝鲜战争被认为是一场布满迷局的战争，很难写。你怎么看？

　　王树增：解放军文艺出版社约我写关于抗美援朝战争的稿子时，我在广州，家门外是繁华的商业街，令人眼花缭乱的生活景象穿梭往来，而我点灯熬油般地日日梳理着几十年前的一场战争：一座山头两侧战斗人数是多少；坚守这座山头的志愿军排长叫什么……两年后，采访和阅读笔记超过了120万字。但是，我不敢动笔。我问自己：为什么要写这部书？读者为什么要读这部书？

　　1998年，我找到了当年志愿军主力军团团长范天恩，这个打过无数硬仗的英雄，却无法忘记一个普通士兵。范天恩说，一个原来讨饭的孩子，后来当了他的警卫员，在汉江南岸被美军飞机炸死了。他们用几块木板盖上埋了他，来不及看一眼，部队就冲过去了。回国后，范天恩给他家乡的政府写过信，想找到这孩子的家人，但没有任何回音。范天恩对我说这些的时候，老泪纵横，他说：“真正打起仗来，英雄是这些士兵。”士兵，战争中最普通、最重要、最大数量的人，他们成为我写作《朝鲜战争》的唯一动因。

　　环球人物杂志：写《朝鲜战争》你前后用了15年时间，为什么？

　　王树增：非虚构类的作品最大的特点就是写作要依靠史料。随着档案不断解密，我们可以逐渐接触到有关朝鲜战争的各种新史料和参战者的回忆录，所以必须要花时间修订。这是历史作家应做的事情，是对作品和读者负责任。如果还能发现有价值的史料，这本书将不断地修订下去。

　　环球人物杂志：让你印象深刻的新解密档案有什么？

　　王树增：新发现的史料以美军的作战情况和美军参战官兵的个人回忆录为主，因此印象最深的是，我们长期以来对对手的作战心理知之甚少。通过这些资料来观察参战的美军官兵，对双方不同的文化、不同的意识形态、不同的作战目的，以及在胜败、生死等问题上的解读，能够令我们更深刻地理解什么是战争，战争中人的境遇，以及赢得战争最重要的是什么。

　　环球人物杂志：有评论说你的这部《朝鲜战争》不同于以往作家笔下的朝鲜战争，是用人文关怀来写战争，你自己怎么看这个评价？

　　王树增：如何评价不重要，重要的是如何生动地记述一场战争的历史，如何深刻地记述战争中一个民族的精神历史。战争历史是昨天的事情，而精神历史会在今天传承，并将影响到我们的明天。我力图让今天的读者在《朝鲜战争》中与前辈相识相知，重温一个人、一支军队、一个民族无论什么时候都需要的不屈的精神。我曾反复阅读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彭德怀后来身陷囹圄时写下的关于朝鲜战争的“交代材料”，他所经历的是我们许多人根本没有勇气和力量承担的。这就是构成历史的不同寻常的内容，是历史事件中最值得书写的内容。

　　环球人物杂志：今年是朝鲜战争60周年，站在今天，我们该怎么评价这场战争？

　　王树增：一部《朝鲜战争》，我其实就写了4个字：民族风骨。这次战争是共产党领导的军队第一次参加国际作战，不单是跟美国打仗，是15个国家（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跟我们开战。这次战争告诉世界：你接纳也好不接纳也好，新中国很厉害！从而才有从1951年至今的和平生活。这就是我对朝鲜战争的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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