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的是“富二代”

　　塞林格酷爱写作，从军时也带着打字机，有空就写。1948年，他的短篇小说《香蕉鱼的好日子》在《纽约客》上发表，由此成为让人羡慕的“《纽约客》作家”。此后，他基本只给这家杂志写稿，共发表过14篇作品。

　　1950年7月，《麦田里的守望者》的出版使塞林格一举成名，两个多月内再版了10次。

　　在《麦田里的守望者》之前，美国文学总是将童年理想化，孩提时代永远是快乐而天真的。塞林格的作品，使“成长”染上了一些悲剧主义的色彩。二战后，美国一跃成为世界第一强国，中产阶级增多，社会异化现象严重，民众理想幻灭、信仰缺失。有人把美国的这个时期称为“懦弱年代”。

　　小说以主人公霍尔顿的口吻，讲述了他被学校开除后，独自在纽约城游荡了两天的经历和感受。霍尔顿只有16岁，很像今天中国的“富二代”。他出身富裕家庭，但内心矛盾、精神空虚；他渴望找到一个理想的精神世界，但没人能给他指导。他既是叛逆者，也是一个受害者。他对学校和教育的控诉，在今天看来仍然直指人心：“要你干的就是读书，求学问，出人头地，以便将来可以买辆混账的凯迪拉克；遇到橄榄球队比赛输了的时候，你还得装出挺在乎的样子，你一天到晚干的，就是谈女人、酒和性……”

　　此书一出版，就受到年轻人追捧，他们认为它道出了自己的心声，塞林格也由此成为美国战后一代的代言人。一时间，模仿霍尔顿的言行举止成为一种时尚，风衣和倒戴的红色鸭舌帽成为美国的流行街景。

　　小说出版后，评论界褒贬不一。《纽约时报》赞其为“异乎寻常的、才华横溢的处女作”，批评声则围绕道德败坏、虚无主义、性描写和过度使用粗鄙语言等焦点。有位愤怒的家长专门对小说里的粗口进行了统计，更有数名美国高中教师因在课堂上教授《麦田里的守望者》而被迫辞职。然而时间给出了最公正的评断。时至21世纪，《麦田里的守望者》已然成为美国当代文学的经典之作，不但被《时代》周刊评选为1923年至2005年间百本最佳英文小说之一，声名卓著的现代文库（Modern Library）也将其纳入20世纪百本最佳英文小说之列，各版本累计销量高达6500万册。

　　只为自己的快乐而写作

　　从《麦田里的守望者》第三版开始，封面上的作者照片便被塞林格强行撤下，他开始显出隐遁世外的迹象。不久，他便买了一块90多英亩（约36万平方米）带小山的土地，隐居到新罕布什尔州的乡间。他住在山顶的一座小屋里，四周都是树木，竖着高大的铁丝网，网上装着警报器。他似乎在践行霍尔顿的梦想，“用自己挣的钱盖个小屋，在里面度完余生”，不再“和任何人进行该死的愚蠢交谈”。

　　他的书房，是一间只有一扇天窗的水泥斗室，每天早上8点他就带着盒饭入内写作，直到下午5点半才出来，家里任何人都不得打扰他。人们想拜访他，也要事先递送信件，陌生人被他拒之门外更是常事。他极少在公共场合露面，不接受媒体采访，即使出现在附近的小镇上，也几乎不与人说话。几十年里，媒体要找到一张他的照片都很困难。

　　他还在写作吗？这是所有人关心的问题。他在《麦田里的守望者》出版后，10多年里只出过3个中篇和一个短篇，1970年后便不再发表作品。有人认为他一个字也没写；有人说他一直在写，但会像果戈理那样在去世前将手稿付之一炬；也有人说他写了很多作品，将在死后发表。梅纳德说，她虽没亲眼见过，但她相信至少有两本小说锁在他的保险柜里。

　　《麦田里的守望者》的成功，让塞林格衣食无忧，这本小说至今每年在美国销量仍有20万册以上。生前，他除《九故事》外，不同意将其他发表过的短篇小说结集出版。多年来，很多出版商都在打他的主意。1974年，有人将他未被收录的小说结集出版售卖，为此，塞林格打破沉默，致电《纽约时报》说：“不再出书使我得到了一种美妙的宁静。非常平和。真的。出版是对我的隐私的一种严重侵犯。我喜欢写作。不过，我只是为自己和自己的快乐而写作。”

　　或许塞林格选择逃避成人世界，只是因为他想永远守住自己的童年。《麦田里的守望者》中的那段话是多么适合成为他的墓志铭，愿塞林格在天堂能实现他的愿望：

　　“那些孩子在一大块麦田里做游戏。几千万个小孩子，附近没有一个人——没有一个大人，我是说——除了我，我呢？就站在那个混账的悬崖边。我的职责是在那儿守望，要是有哪个孩子往悬崖边奔来，我就把他捉住——我是说孩子们都在狂奔，也不知道自己是在往哪儿跑，我得从什么地方出来，把他们捉住。我整天就干这样的事儿。我只想当个麦田里的守望者。”

　　未获《环球人物》杂志事先书面许可，任何媒体不得转载《环球人物》杂志图片及文字内容，违者《环球人物》杂志将追究其侵权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