耶鲁大学的模范生

　　傅佩荣1950年出生在台湾，在7个兄弟姐妹中排行第三。由于父母是虔诚的天主教徒，傅佩荣从小就听过不少教义，久而久之，他养成了深思的习惯。比起同龄的朋友，他更想探寻人生的意义，想知道如何安排人生。“哲学就是谈这些问题的。所以我考大学时，分数可以进任何系，但是我第一志愿就是哲学系。”

　　从辅仁大学毕业后，傅佩荣考入台湾大学念哲学研究所硕士班。在台大，傅佩荣认识了对他的学术道路影响深刻的方东美。“方先生的学问广博精深。他曾对一位西方学者这样描述自己：‘儒家的家庭传统，道家的生命情调，佛家的宗教信仰，以及西方的学术训练。’我本科主要研究西方哲学，方先生讲中国哲学，大部分内容我都不知所云；但方先生上课神情专注认真，不时搬出厚重的佛经，念上几段。就算听不太懂，也会被他的声音容貌所感动。”傅佩荣初次领悟到了中国哲学的魅力，并在接下来与方先生的交往中，不知不觉打下了中国哲学研究的根基。

　　取得硕士学位，服完兵役，1978年，傅佩荣回台大做了一名讲师。两年后，傅佩荣得到台湾大学文学院院长侯健推荐，前往耶鲁大学宗教研究所学习，他的老师，一位是比利时教授，另一位是大名鼎鼎的余英时。

　　“余先生是钱穆的弟子，那时已名满天下。”傅佩荣说，余英时每周都会给他指定阅读书目，他则固定每周一小时向老师报告学习心得。“我在报告时，余先生只是静听，有时眼望天花板，有时清理他的烟斗。我的报告时间最多半小时，剩下的半小时就开始聊天了。不管聊到什么话题，余先生都会旁征博引，展现出历史学者的博学多闻，让我颇‘望洋兴叹’。即使聊到现实生活，他也能侃侃而谈，说出许多通透的道理。”

　　不到四年，傅佩荣在同系同班15人中最早毕业。毕业时，他的所长写了一封信给台大的院长，说“傅佩荣是耶鲁大学的模范生。如果耶鲁大学的每个学生都像他一样，我们的学校会更好”。

　　获得博士学位后，傅佩荣返回台湾大学担任哲学系副教授，后升任教授，并担任台湾大学哲学研究所所长3年。期间担任比利时鲁汶大学客座教授、荷兰莱顿大学讲座教授，向外国人讲授儒家经典，深受欢迎。他在台湾大学开设的“哲学与人生”一课开讲近20年来座无虚席，被评为“最优通识课”，他也被评选为台湾最热门教授。傅佩荣更重要的意义还在于：他将课堂开到了台湾政坛、军中高层、企业、社团、寺庙……

　　傅佩荣从来不觉得社会课堂比大学好混，“给学生演讲，他们都20岁左右，有学习的压力，上课比较安静，不然要扣分。在外面演讲就不一样。你讲得不好，别人就走。何况社会上藏龙卧虎，要不断学习才能跟上他们的需要。”

　　台湾学术界特立独行的人

　　不管是做学问还是做演讲，傅佩荣都强调实践。他曾在很多场合提到自己陪父母打麻将的故事。他的母亲很早就半身不遂，每天只能坐在轮椅里，唯一的娱乐就是打麻将。母亲在世的时候，傅佩荣不管多忙，每到周六，就会回家陪父母打麻将。“我当老师，从来都是教别人做，我自己也在做。我教人心向善，真诚，我教人要孝顺，如果自己做不到的话，我干嘛讲？”

　　对待演讲和采访，傅佩荣都有一种高度的认真。“比如我跟别人来往，约好9点，我一定准时。这就是儒家，你跟别人互动，你要尊重每一个人。”

　　不抽烟，不喝酒，不用电脑，没有手机，除了授课与演讲，不参加任何社交活动，在很多同行眼中，傅佩荣称得上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人。在利益关系盘根错节的台湾学术界，几乎零应酬的傅佩荣在争取项目资金时，经常会遭遇难题。“有人要考我的博士，我都会告诉他：‘你要慎重，在台湾，我跟学术界关系不怎么样。’我是极少数在外面有一个天地的，写书、教书都比较自由，但我的学生就可怜了。我的一个博士生毕业的时候，我给他写了26封推荐信，结果26封信一封都没中。”

　　对当下的年轻人学国学，傅佩荣的建议是：30岁以前要上学、找工作，需要奋斗，学会担负起社会责任，当然得入世，应该读读儒家。40岁时，道家让人从整体来看人生：不要只看今天的得失成败。今天处得不是很顺利，也许将来会有发展；年轻时受点折磨，受点考验，往往将来可以发展得很好。有些40岁以后逐渐成功的人，道家可以化解他们的嚣张之气。50岁之后，人对命运应当有一些清楚的了解，学《易经》，便于人把握全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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