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汉学家顾彬:我对中国当代文学评价够宽容
《环球人物》杂志记者 董阳

李白属于世界
顾彬的中国朋友,在德国生活工作过20多年的方维规教授告诉记者,顾彬和其他德国人一样,喜欢说得绝对,这与中国人说话比较稳妥的习惯不同。同顾彬聊过之后记者发现,还真是这样,批评如此,赞美也不留余地,他会说:“我喜欢李渔的散文,哎呀,太美了!”
环球人物:总的来说,你对中国当代文学的评价不高。
顾彬:人家老觉得我对中国当代文学的批判非常可怕,但我认识不少中国的知识分子,包括很多大学教授,他们对中国当代文学的批判比我可怕得多,几乎是全盘否定。我还是比较宽容、友好的。我认为即使在1949到1979年这个阶段也还能找到一些不错的作品,比方说老舍的《茶馆》、王蒙的《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等。
环球人物:你在评价中国现当代文学时,是把它放在一个受西方文学主导的“世界文学”的评价体系里。
顾彬:如果评价中国现当代文学,是这样的。对中国古代文学,我会从中国的美学、意象境界来看,也会从世界文学、世界文化、世界哲学的范畴来看。
中国当代诗人和中国的传统基本上一点关系没有。翻译他们的诗歌,你可以不学中国古代文学和哲学,但是你不能不学西方的现当代诗歌史。
环球人物:你觉得中国文学有哪些属于世界文学?
顾彬:唐诗。唐朝的诗歌特色是比较具体,形象很丰富。比如李白,他不光属于中国,他属于世界。他给德国文学、音乐和文化带来深刻的影响。
现代文学方面,“五四运动”以后,基本上所有的中国作家都受到了外国文学的影响。中国现代作家,特别是鲁迅、丁玲、萧红等,在德国的知识分子、文人中非常成功。老一代德国作家,现在已经六七十岁,还会跟着鲁迅写自己的作品。
上世纪80年代,中国文学的成就主要在诗歌,80年代的中国诗人可以和世界上重要的诗人相比较。
环球人物:你对好的文学有什么标准?
顾彬:第一,语言水平应该非常高;第二,应该有自己的思想,新的思想;第三,一个作家应该掌握形式。
“中国文化对人的关注最吸引我”
据方维规教授介绍,在德国,现在研究中国的人越来越多,但大部分人是为了和中国做生意,而研究中国人文历史的人却少之又少。顾彬的中国文学研究,却一做就是40年,他说,“40年的中国研究证明了我对中国的爱”。
环球人物:你如何看待近年来你就中国当代文学所作的一些评论引起的争议?
顾彬:我觉得无所谓,我根本就不上网。但我最关心的一件事是,别人似乎并没有完全听懂我最初的意思。
环球人物:那你最初的意思是什么?
顾彬:如果我的记忆是对的,我肯定没说过“中国当代文学是垃圾”,但我说过“棉棉、卫慧等人的东西是垃圾”。
不少中国作家在听到媒体报道的消息后也有些不高兴,开始评判我,这也是正确的。我们应该互相沟通。但是,为什么这么多人到现在还要把我和这句话联系起来?也许他们是想把我当成一个传声筒。事实上,我写《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的时候,不少中国大陆的学者、包括很有名的学者,就很坦率地告诉我,研究中国现当代文学毫无意义,不要浪费自己的时间。
环球人物:那是什么吸引了你,使你从事了40年的中国文学研究?
顾彬:我自己觉得中国文化是非常丰富的,特别是中国古代文学、中国中世纪的诗歌、中国近代散文,它们可以告诉你,生活是什么样的,你应该怎样安排你的生活,你的生活目的是什么。因为包括中国文学和哲学在内的中国文化,都把“人”放在思考的中心。
但在德国,哲学、文学不一定是这样。德国学者们都会主张所谓逻辑,而逻辑一般把作为个人的“我”排除在外,有的时候诗人也是如此,在他们的诗里,没有情绪,没有什么感情。
在这方面,中国古代、中世纪、近代文学都做得很好。中国文化对“人”的关注吸引了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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