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球人物》杂志记者   董阳

　　近年来，随着孔子“遍走”世界，汉学研究重新升温。10月底在北京举行的2009世界汉学大会，吸引了70多位海外学者参与。德国汉学家顾彬是其中最受关注的学者之一。

　　2006年，顾彬在接受“德国之声”电台的采访时，对中国当代文学与作家作了极其严厉的评价。在国内媒体把他的话断章取义地简化为 “中国当代文学是垃圾”之后，他就成为众矢之的。

　　在引起强烈关注之前，中国文学研究的“冷板凳”，顾彬已坐了整整40年。2005年，他主编的十卷本《中国文学史》在德国出版，其中他的著作《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中文版已在中国面世。

　　近日，顾彬接受了环球人物杂志记者的专访。顾彬其实是个十分温文尔雅的人，说话不紧不慢，没有丝毫火药味。

　　从事汉学研究40年

　　顾彬1945年出生在德国北方。上世纪60年代，正在明斯特大学攻读神学的顾彬读到了庞德翻译的李白的《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对遥远的中国产生了兴趣。此后，顾彬转攻中国语言文学，如今，顾彬已经是著作等身的知名汉学家。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顾彬大量翻译了中国当代诗人的作品，并与中国诗人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环球人物：你和中国的诗人交往很深？

　　顾彬：应该这么说，虽然我和不少中国作家是非常好的朋友，但我们的接触也是很有问题的。比方说北岛，原来根本不想跟我说话，他曾在波恩公开告诉我：“我不想解释我自己，我不想解释我的诗歌。”现在老了，开始说话了。

　　翟永明原来非常讨厌我。我总是问她非常奇怪的问题。她是诗人，对一个诗人来说，翻译家是他的影子，一个影子应该认真，应该问很多问题。但她不想回答。后来她可能也习惯了其他译者像我一样去问她，所以2004年开始，我们的关系就非常好了。

　　幸运的是我妻子很有灵感，如果我有什么问题，我问她，她会告诉我，可能是这个方向的，那我就试试看行不行。

　　环球人物：看来，你的中国太太对你的翻译和汉学研究帮助很大。

　　顾彬：非常大。除了翻译上的帮助，我们还一块出了一本文摘杂志，叫《袖珍汉学》，她拼命看中国的杂志，如果碰到有意思的文章，就会给我看。我写《中国戏剧史》时，她也经常从中国给我带来非常好的书和杂志。我原来不是一个中国戏剧史方面的专家，如果没有她的帮助，这本书可能没有办法完成。

　　环球人物：你最初来中国时，中国还很封闭，但现在已经不一样了，这种变化对西方汉学界的研究有怎样的影响？

　　顾彬：当然有好处。我来中国是在“文革”后期，那时候不能够随便和中国知识分子、学者等见面谈话，现在我可以向所有中国优秀的学者请教我在研究方面碰到的问题。另外，现在中国学者和作家，都有他们自己的思想，我1994年以后发表的文章都受到了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复旦大学教授的影响，如果没有他们的启发，我什么都写不出来。

　　未获《环球人物》杂志事先书面许可，任何媒体不得转载《环球人物》杂志图片及文字内容，违者《环球人物》杂志将追究其侵权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