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酒香飘6000年

　　李秋喜告诉环球人物杂志记者，汾酒原名“汾清”，起源于6000年前的仰韶文化时期，作为中国清香型白酒的典型代表，素以色、香、味“三绝”著称。

　　汾酒集团总部内有一组栩栩如生的青铜像：一个牧童倒坐牛背，笑盈盈地为一问路者伸臂遥指酒家。这个问路者就是晚唐诗人杜牧。杏花村的美酒给了杜牧创作灵感，使《清明》诗传颂千古，其中的诗句“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更使这个原本名不见经传的小镇，成为中国知名度最高的地方之一。

　　李秋喜还为环球人物杂志记者讲述了一段毛泽东与汾酒的渊源。1959年党中央庐山会议期间，毛泽东与阔别20年的贺子珍会面。那天，毛泽东分外高兴。晚饭摆好后，他自斟一小盅山西杏花村的老白汾酒，呷了一口，微笑着对贺子珍说：“我还是这个习惯，酒是要喝的，但不多喝。喝过不少好酒，还是觉得汾酒很纯正，喝完一点儿也不难受。在延安时，我经常托人去买汾酒。在西柏坡招待米高扬时，喝的就是汾酒。”乘着酒兴，毛泽东还挥笔写下了杜牧的《清明》诗，表达当时的复杂心情。

　　山西民间流传着一句话：“会做山西酒，腰无分文天下走。”当年的很多晋商靠卖酒发家；山西酿酒师则把独特的酿酒技术带向全国各地。

　　民国时期著名经济学家张肖梅1939年主编的《贵州经济》一书中有记载：“茅台酒之沿革及制造，在满清咸丰以前，有山西盐商贾某，来茅台地方，仿照汾酒做法……以高粱为原料，酿造一种烧酒。后经陕西盐商宋某、毛某先后改良制法，以茅台为名，特称茅台酒。”

　　“汾老大”期待东山再起

　　新中国成立以来，汾酒作为中国白酒行业的领头羊，一度独领风骚。1987年6月29日，《新华通讯社稿》的一篇报道，说明了汾酒当时的辉煌：“杏花村汾酒在全国有四最：一是每年的出口量最大，等于全国其他名酒出口量的总和；二是名酒率最高，达99.97%，全国每斤名酒中就有杏花村汾酒厂的半斤；三是成本最低，价廉物美；四是得奖最多。”

　　但上世纪90年代以来，汾酒从“老大”的位子上一路下滑。1998年年初，山西朔州发生震惊全国的假酒案，数百名群众因饮用散装白酒而中毒，其中数十人死亡。同为“山西白酒”的汾酒自此受到沉重打击，损失了70%以上的省外市场，在全国白酒业利税排行中一度跌至第十七位。

　　专家认为，汾酒地位的下滑，除了受假酒案无辜牵连外，还有不少其他因素。例如激励不足、销售体系不发达、营销观念落后、对市场不敏感，等等。为了扭转局面，汾酒集团的历届领导班子一直在不懈努力。2002年，集团高层决定把产品结构向中高端调整，“推高端、重中端、缩低端”，形成了4条产品线路：由国藏汾酒、青花瓷汾酒和中华汾酒等构成的高端产品；以竹叶青为代表的中高端潜力产品；以老白汾酒为代表的中端产品；以普通玻璃瓶装汾酒为代表的低端产品。此外，汾酒集团还于2008年彻底改革了营销模式，统一了全国各地的产品出厂价格。

　　2009年11月，李秋喜当选汾酒集团董事长。从那以后，如何使汾酒雄风再现，成了他面对的最大考验。

　　李秋喜说，“酒香不怕巷子深”的传统理念已经过时。以前，汾酒在“埋头酿好酒”的同时，忽略了对自身的宣传。如今，以他为首的新一届领导班子，提出了汾酒“国酒之源、清香之祖、文化之根”的战略定位，按照“优胜劣汰、扶大去小”的原则进行品牌资源整合，将汾酒的品种由原来的1060个精简到361个，形成了汾酒系列、竹叶青系列、杏花村系列三大品牌，并积极进行汾酒专卖店整顿、市场维护和打假维权工作。

　　李秋喜还承诺设立汾酒助学基金，用于资助贫困地区家庭困难的学生。未来5年内，每销售一瓶国藏汾酒，他们将从中提取200元捐给基金；2010年9月5日，将公开拍卖95瓶巴拿马大奖章纪念酒，拍卖所得全部纳入助学基金。

　　此外，李秋喜还从北京等地请来专业团队，对企业的生产、管理、宣传、营销等工作流程和体系进行改造。在不久前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他信心十足地说：“到2015年汾酒荣获巴拿马金奖100周年之际，汾酒集团要实现销售总收入百亿元的发展目标。到2020年，实现200个亿。”

　　一出“王者归来”的好戏，已然拉开了大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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