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三大乐事
其实，郁钧剑也未必舍得那个舞台。2002年9月，他还写了一首词《渔家傲·炉灶破了》，其中用“谈何易”、“时犹豫”、“心无底”，来表达自己离开演出团体前后的复杂心态。
转业到中国文联后，郁钧剑担任文联演艺中心主任，在此后的9年间，他在那里寻找到了更新的舞台。“文联有一个优势，下面11个协会聚集了各界的文艺专家。在这里，我可以负责组织全国的各种大型活动。比如，每年的全国文学艺术界春节大联欢‘百花迎春’晚会；‘百花芬芳’建军80周年的8场系列演出周、建党90的周年的9场‘党的旗帜高高飘扬’系列演出，等等。通过这个平台，我结识了不少朋友，也积累了更多的创作感受和生活体会，具有了更大的人生价值。”
忙碌的工作之余，郁钧剑也非常享受现在的生活，他形容自己的生活有“三乐”：读好书、交好友、喝好酒。
读书对郁钧剑来说，是一种挥之不去的情结。郁钧剑的祖父在新中国成立前做过福州中华职业学校校长，也在上海大学里教过书，对诗词书画非常精通。受家庭的影响，郁钧剑从小就酷爱读书。抗战时期上海沦陷，祖父到桂林担任全国厂商会迁桂联合会主任，“听母亲说，当时家中有3间书房，里面全是装满了书的书柜。新中国成立后，祖父将书都运往上海，只剩下空空四壁。那时，我就常常望着空屋子想，什么时候我也能把他们装满？”这种情结，后来一直影响着郁钧剑。从十几岁参加工作起，他就开始“玩命地买书、读书、藏书”。如今，最令他满足的是，家中已有近40个书柜，藏书近万册，“满满当当的书，积攒着我半生的最爱，它们都已经沉淀在我的生命中”。
爱书、敬书的郁钧剑也同样喜欢创作。如今，他已经出版过5部诗集、2部散文集和2部书画集。在最近出版的诗文集自序里，他写道：“后来求全在歌坛的名利场上，于快乐与不快乐中拼搏，写诗也就成了一种慰藉……如今到了已经泰然于快乐与不快乐之间的年纪了，写诗便没有浪漫与激动，也就少了许多灵感。”少了“灵感”的郁钧剑又开始进行书画创作，并于1993年6月和今年6月在北京中国美术馆举办了两次个人书画展。
不过，颇具文人气质的郁钧剑在交友方面却多了几分“江湖气”。他看重朋友情意，喜欢和朋友喝酒交心，现在与他相处的朋友中，有2/3都与他醉过酒。“我一直对‘君子之交淡如水’不认可，君子之交就应该‘浓似酒’。”对于郁钧剑的“喝好酒”，好友黄宏很是感慨：“酒桌上我觉得郁钧剑的风气是最正的，也是最不正的。所谓最正，是说他能喝也能说；所谓最不正，是谁的酒他都能劝下去，即便这个人不会喝酒。”李双江也感叹：“郁钧剑喝酒很豪情，酒量很大，但他喝酒能喝出点文化来，喝出点文章来，还能喝出点诗情来。”郁钧剑说，自己交友从不在乎其身份和地位，和朋友之间也无拘无束。他曾经打电话到黄宏家，一听接电话的是黄宏的妻子小洁，便捏着鼻子说“宏宏在家吗？”吓得黄宏“一身冷汗”，以后更以“郁哥哥”回敬他。
郁钧剑有一个幸福的家，妻子是海军总医院的医生，因为不是圈里人，平时非常低调。“我们是通过家里人介绍认识的，当时见面我有一见钟情之感，后来就结了婚，女儿也长大成人了。”
难以言说的伤痛
从艺40载，经历了人生百态，但在郁钧剑内心深处，却有一块不能触及的“伤痛”，那就是早年去前线慰问演出时感受过生与死。每当谈起这些，不论在什么时候，郁钧剑都会忍不住流泪。
环球人物杂志：现在回忆自己40年从艺路，印象最深、感慨最多的是什么事？
郁钧剑：我在部队待了几十年，从上世纪80年代就在军营里演出。尤其是对越自卫反击战期间，我们一下军营就是好几个月，亲眼目睹了战士们“今天还在台下听歌，明天就牺牲了”。
我最后一次到前方是1986年的中秋节，在云南滇南麻栗坡为特工五连演出。晚上聚餐的时候，3个小战士就坐在我周围，其中一个还不满18岁。我问他：“你当兵怕打仗吗？”他说：“我当兵就是为了打仗啊！”我又问：“你怕不怕牺牲？”“打仗总是要死人的呀，我不死，别人家的孩子也会死。”10多天后，他们3个人都牺牲了！我记得中秋那晚分手时，他们还紧紧拽着我的手，说喜欢听我唱歌，等打完仗回老家听我唱歌……我还记得临上阵前，军长问他们有什么要求，3个人调皮地说：“还没有喝过茅台，等胜利凯旋时，再干它一杯……”
环球人物记者：后来，那个地方你又回去过吗？
郁钧剑：大概6年后，我又回到了那个地方。那里的烈士陵园，几年前仅有几十座坟，6年后竟然漫山遍野都是坟，有上千座，全是小战士啊，最多的是四川兵和山东兵……我的心一下子像被人揪住了，一阵阵痛，站在那里嚎啕大哭。
几年前，我收到过一封信，是老山前线的战友寄来的。他立过特等功，现在两眼已经全瞎了。他在信中说：“你千万别以为我是假的，我把你当年的签名寄还给你，因为我也没用了，看不见了……”
还有一年，我去少林寺演出，突然间看见一队七八个人，远远地向我敬军礼，他们中除了一个健全人，其他都是残疾人，我眼泪一下就下来了。我问他们是哪里的？他们说是四川的，我说那你们怎么跑到河南了？他说：“我们都是废人了，这次回去可能以后再也出不来了，结伴到少林寺来看看……”（哽咽）这些事情，只有经历过战争的人，才能感受。
环球人物杂志：是不是因为这些经历，你在演唱的时候才会比较动感情，但有人会觉得那样演唱有些夸张，你怎么看？
郁钧剑：就是因为经历不同，我唱歌的时候，眼前都是战争的生死画面。当这些画面出现在你的眼前，融入了你的歌声，你能无动于衷吗？这个时候再去运用任何一种唱法都是苍白的。
环球人物杂志：与以往相比，现在耳熟能详的军旅歌曲似乎正变得越来越少，你怎么看待这种变化？
郁钧剑：我觉得军旅歌曲是和时代紧密相连的。“文革”前的军歌都是赞美军队的；“文革”时期，是与歌唱毛主席紧密相连的；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流行的《小白杨》、《血染的风采》已变为军人抒发自己的情怀了；改革开放后，进入和平年代，要讲稳定，就有了《说句心里话》；到了90年代，《什么也不说》、《咱当兵的人》就是一种自我勉励了，当兵的“什么也不说，祖国知道我”。但进入21世纪，时代的脉搏是什么？是需要我们军旅歌曲作者认真思考的。
环球人物杂志：除此之外，现在的军旅歌手和当年相比，有什么不同？
郁钧剑：现在歌手确实太多了，很多都是经过包装出来的。我们那个时代的歌手，没有手持话筒，都是立杆话筒，后面是乐队，没有伴奏带，声音的穿透力和节奏感，都要把握得非常好。所以，我们那个年代能留下的歌手较少，大浪淘沙都淘掉了，机会也没有现在多。现在的歌手有这个那个大赛，成功的渠道多了，但用感情唱歌的人越来越少了。
环球人物杂志：这些年，无论是唱歌、写书还是作画，你都做得有声有色，怎么做到的？
郁钧剑：母亲教导我的一句话，让我终身受用。她说，如果一个人不想虚度生命，最重要的是一年只做一件事。比如说哪年我想出一本书，那当年就不去考虑录磁带啊、办画展啊等别的事，而专心写书。就这么一步一步的几十年，我也积攒了几十种独唱专辑和十几本书。不过，比起那些用一生做好了一件事，为保卫祖国献身的战士，我在满足中感到惭愧，在惭愧中感到还要加油。有一天我们躺在病床上回首往事时，能得到一些心灵的宽慰就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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