形象历尽荣辱，家族千年沧桑

　　《环球人物》杂志特约撰稿　梁正强

　　1800多年来，曹操一直是一个争议性的历史人物，其形象也几经变化，颇富戏剧性。这在中国历史上比较罕见。

　　曹操年轻时，东汉名臣桥玄称赞他是可以安定天下的“命世之才”，另一名士徐劭也称他为“治世之能臣”。曹操的对手诸葛亮则说：“操智计殊绝于人。”这些评议，比较贴切地反映出同时代人对其才干的褒扬。

　　曹操去世45年后，司马氏篡权，建立西晋，尊曹魏为正统。西晋大臣陈寿，撰写了纪传体国别史《三国志》。这是一部和《史记》、《汉书》、《后汉书》并称为“四大史书”的正史巨著。在《三国志·武帝纪》的末尾，陈寿写道：“太祖（指曹操）运筹演谋，鞭挞宇内……可谓非常之人，超世之杰矣。”这是正史上对曹操的高度评价。

　　到了东晋，情况有了微妙的变化。公元316年，司马氏政权不敌北方少数民族，迁都南京，偏安一隅，史称东晋。此后的100多年里，北方地区逐步被鲜卑族的拓跋氏所统一。拓跋氏政权不仅在版图上与曹魏类似，而且也以“魏”为国号。东晋小朝廷因此不愿再以“魏”为正统。这一时期，习凿齿撰写的《汉晋春秋》，改尊蜀汉为正统。

　　隋唐时代，对曹操的正面评价达到一个新的高度。唐太宗李世民称赞曹操“以雄武之姿，当艰难之运……匡正之功异于往代”。大臣们也以“神武同魏祖”来称颂李世民。

　　北宋的主流意识也是“尊曹”。这与其开国背景有关。宋太祖赵匡胤通过后周皇帝的“禅让”取得政权，和西晋“继承”曹魏政权有相似之处。因此司马光写的《资治通鉴》，以曹魏为正统，称曹操是“天下雄隽”。

　　然而，进入南宋之后，理学的兴起和北方少数民族的崛起，导致曹操的形象就此“一蹶不振”。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违背了理学家倡导的“忠君之道”；他“用法冷峻、强烈事功”，则违背了理学家们推崇的“礼治”和“伦理道德”。因此，以朱熹为首的理学家，对曹操进行了系统的口诛笔伐。他写的《通鉴纲目》，就打出了“帝蜀寇魏”的旗帜。

　　元代，北方少数民族征服了整个中国，推行民族歧视政策，使得汉族知识分子迸发出强烈的民族意识，以对抗异族的统治。在这样的背景下，一些带有明显倾向的文艺作品开始出现，无论是诗词歌赋，还是曲艺演出，都以三国题材来体现“人心思汉”。慢慢地，刘备成了汉族的象征，曹操理所当然地成了反面人物，成为北方政权的代名词。“拥刘反曹”，成为那个时代的精神宣泄和政治表态。

　　出生于元末明初的罗贯中，深受时代理念的影响，他根据笔记小说、民间故事所写的《三国志通俗演义》（简称《三国演义》），塑造了曹操狡诈、多疑的奸臣形象。但罗贯中也保留了对曹操的客观描写，如“（有）宽仁大德之心”。

　　清康熙年间，毛纶、毛宗岗父子，对罗贯中的书进行了大规模的修改，删除客观描写，加入大量对曹操的负面描写，这就是如今通行的120回本《三国演义》。这部小说，经说书、戏曲等民间艺术的传播，使曹操“白脸奸臣”的形象逐渐家喻户晓、妇孺皆知。

　　近现代，正统王朝观念被时代所抛弃，许多人提出为曹操“平反”，如毛泽东、鲁迅、郭沫若等。时至今日，中学历史课本已将曹操定位于“军事家、政治家、文学家”，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将文艺作品中“大奸大恶”的曹操，与历史上真实的曹操区别对待。

　　历朝历代对曹操评价的变化，或多或少地影响了曹操后裔的人生道路。一般来说，只有在“尊曹”时期，曹氏后人才乐于向世人展示自己贵族后裔的身份。如唐代著名画家曹霸，文武全才，人们以其祖先“三曹”来赞美他，称他“文如植（指曹植），武如操，字画抵丕（指曹丕）风流”。北宋大将曹彬，自称曹操后人。他去世后，宋太宗赵光义特赐楹联：“绣虎文宗（指曹植），名麟俊彦（指曹休）。”而在“抑曹”、“贬曹”之风盛行的时期，多数曹氏后人除了内心忿忿之外，只能选择沉默，隐姓埋名，不敢认祖。当然，也有人为先祖“翻案”，那就是曹雪芹的祖父曹寅。他创作的剧本《续琵琶》，把曹操塑造为英雄，在家庭戏班公开排演时，不让曹操一角涂白脸。

　　最近，曹操墓被确认的消息发布之后，不少人自称是曹操后人，出面“认亲”。这也从侧面映射出当今社会对曹操的评价已走向理性和客观。“往事越千年”，曹操形象的荣辱浮沉，已付笑谈中，不再对今日曹氏后人的命运带来负面影响。曹氏后人在这一宽松的社会环境下，才敢于去接纳、承认自己的族姓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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