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3月25日，毛泽东、朱德等人率中央机关和人民解放军总部进入北平。民主党派负责人和民主人士到西苑机场迎接。自左至右依次为沈钧儒、朱德、董必武、李济深、陈其瑗、郭沫若、黄炎培、毛泽东、林伯渠、马叙伦。

　　北平礼遇民主人士

　　1949年，毛泽东的工作重心已转移到筹建新中国上。这项工作主要有两个内容，一是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二是通过联合政府的施政纲领。

　　筹备召开新政协、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工作，虽然主要由周恩来负责，但毛泽东作为中共中央的一把手，在很多事情上仍然亲自出面。

　　83岁高龄的中国致公党创始人司徒美堂，要到位于香山南麓半山腰的双清别墅，和毛泽东谈事。毛泽东怕体弱的司徒美堂经不住吉普车的颠簸，就让工作人员准备好担架，到坡底去接。警卫人员找不到担架，毛泽东就让他们用自己的藤椅做成一个简易的轿子。司徒美堂被抬上来后，毛泽东双手挽扶他“下轿”，把司徒美堂感动得连连拱手致谢。

　　新政府应该实行怎样的经济政策、外交、民族政策，新中国将用怎样的国号……对于这些问题，毛泽东虚心听取其他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的意见，并进行充分的讨论。比如，关于国号问题，毛泽东在他的讲话和文章中，有时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有时用“中华民主共和国”；党中央的文件则有时叫“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在新政协的一次筹备会上，中国民主建国会创始人黄炎培(简称民建)等人主张用“中华人民民主国”，而清华大学教授张奚若等则主张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但毛泽东当时却支持沿用“中华民国”国号，理由是：共产党救中国，而不是亡中国，新中国取代旧中国是新政府取代旧政府，不是新国家取代旧国家，共产党反蒋介石不反孙中山。后来，何香凝解释说，“中华人民共和国”里面包涵了“中华民国”这4个字，其实质是一样的；“民国”的“民”就是“人民”；孙中山先生一生为共和而奋斗，“国”自然就是“共和国”。毛泽东听后觉得有理，就不再坚持。

　　关于这段历史，曾任毛泽东秘书的胡乔木后来总结说：“召开政协和拟定建国纲领的过程，突出体现了共产党领导下的党派协商精神。毛泽东、周恩来等共产党领导人大智大勇、胸怀大度，既能提出完整正确的立国方案，又能虚心听取其他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的意见，平等协商国家大事；其他党派和无党派人士亦能本着共同负责的精神，竭智尽虑，为国献策，大胆发表意见，敢于进行争论。这种精神，为我国政治生活留下了一种宝贵的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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