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公安系统的保护伞被抓

　　百余骨干相继落网

　　重庆黑恶势力覆灭记

　　《环球人物》杂志特约记者　黄晓波

　　2009年8月7日9点多，重庆市司法局局长文强在江北机场刚走下飞机，便被一群便衣警察带上一辆防暴车。当晚，中共重庆市纪委有关负责人出面证实，文强涉嫌严重违纪，正接受组织调查。

　　这位曾任重庆市公安局副局长16年之久的“打黑英雄”，却因“涉黑”被调查。在一些人眼中，这不过是“个别官员落马”的普通案例，但更多的人却将此看作是“重庆最大黑保护伞”的坍塌，以及“重庆‘黑帮’覆灭”的标志。

　　“拜码头”文化

　　重庆，是山城，更是水码头。长江、嘉陵江两江交汇，汇成了天然的港口。这里船来人往，孕育出独特的码头文化，可以说，没有码头，也就没有重庆的今日。然而，“码头”二字也有另一层涵义——带有浓烈江湖意味的码头文化。

　　重庆的码头文化自古盛行。早在清朝雍正末、乾隆初，就有了以劫夺谋生的异姓结拜而成的武装集团——啯噜（音同“郭撸”）的活动记载。据秦宝琪的《中国地下社会》一书介绍，啯噜最初主要在四川重庆一带活动，其成员多为穷苦青少年。后来，从湖广、陕西等省拥入的流民中出现了一种武装集团，他们与四川本地的“流氓恶少”相融合，便形成了啯噜这种秘密会党。当时的啯噜，已有一定组织形式，通常在首领“棚头”的带领下，“白昼抢夺淫凶，如入无人之境”，而当地官吏、兵民对此却置若罔闻，有人甚至积极加入其中。

　　再往后，道光、咸丰年间，重庆出现过哥老会。左宗棠说，“哥老会匪，本四川啯噜之变称”。为维护首领的权威与帮会内部的等级秩序，哥老会订立了严格的帮规、帮纪。为使帮会有源源不断的财源，他们放弃了一般性的抢劫、勒赎等活动，转而从走私鸦片、占码头等集体违法活动中寻求突破。

　　巴蜀深厚的江湖文化背景，一步步滋生了具有黑社会性质的团伙。解放初期，当地公安部门花大力气肃清黑恶势力，使治安得到很大缓解，但“文革”中，杀人、抢劫等暴力犯罪明显抬头。改革开放后，重庆码头的大型批发市场里，有些忙忙碌碌做生意的商贩的发家史中，也不排除带有“黑社会”性质。他们凭借江湖手段打压正当商户和正规企业，自己却由此逐步壮大、发展，成为“行霸”，进而垄断经营。抢地盘、挣市场的“码头割据”事件也时常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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